赫鲁晓夫给现实社会主义留下了什么？
赫鲁晓夫给现实社会主义所留下的东西，要从他做秘密报告说起，包括报告采用的方法、兜售的思想、报告前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方法、思想、作为的实质、根源和鉴戒。一、斯大林去世至秘密报告出台苏联上层权力机构都发生了什么？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当天，三个权力机构即苏共中央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被推到前台。在3月6日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和中央书记，一号人物；贝利亚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改组后的内务部部长，二号人物；赫鲁晓夫负责党中央工作，三号人物。苏共在没有指定领导人的情况下，实行集体领导。斯大林逝世后，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主持了一系列改革，比如把国民经济重点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他领导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于1953年8月颁布关于减少农业税方案，并计划在两三年内保证人们的吃穿用度等等。1953年4月，他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讨论个人崇拜问题，提出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并认为不要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去世的领袖，而应归咎于追求个人利益的党的干部。总之，马林科夫是斯大林去世后政治和经济改革方面的奠基者。贝利亚也做了许多工作，包括改革国家领导制度，建立对领导的监督机制；平反冤假错案，惩办冤案假案的制造者，恢复法制；改革国家安保体制，精简内务部机构；纠正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扩大各加盟共和国权力；缓和两德局势，建议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等等。贝利亚的主张，得到了中央主席团的支持；他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得到了中央主席团的批准。1953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取消对党的高层领导人额外货币补贴的决议，使他们的实际工资收入与国家机关同级别职员相比下降了大约两级。这符合早就拟议的使党脱离国家管理，并将权力转给政府机关的精神。在贝利亚被逮捕前不久，该决议获得合法效力。1953年6月26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组织逮捕了贝利亚。此前一个星期，赫鲁晓夫等找到马林科夫问，“贝利亚要我们跟他走，我们该怎么办？”同年12月贝利亚被判处死刑。8月，马林科夫提出降低税收、提高国家对谷物的采购价格、将15%的土地交给农民自主经营的农业政策。同月，赫鲁晓夫为党的高层官员恢复了补贴，并增加了幅度，而且还补发了停发三个月的补贴。9月赫鲁晓夫提出了更高的谷物采购价格、强化农民自留地等政策，并提议进一步开垦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地。9月举行中央全会，在全会的最后时刻，与会中央委员一致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于是斯大林去世后确立的集体领导原则被破坏。同年11月在联共（布）召开的关于干部政策会议上，马林科夫发表反对党内贪污以及在道德、生活上腐败的讲话。讲话后，大厅里“是一片坟墓般的死寂”。此时，主席团里响起了赫鲁晓夫的声音：“您说得当然都对。然而党组织是我们的支柱。”于是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如果将赫鲁晓夫与上述违背决议，恢复为高官发放补贴联系起来，他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不论是秘密报告，还是《赫鲁晓夫回忆录》都有这样一个逻辑，老革命身份和在党内的高位，都能够排除有罪指控。这个规则受到党内领导干部的欢迎。据二十大速记记录证实，在宣读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名单时，只有读到赫鲁晓夫的名字时，会场才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1954年2－3月，在赫鲁晓夫提议下，中央全会决定开垦荒地。30多万志愿者来到东部垦荒。由于缺乏调查和准备，这场运动在几年内演变为农业和生态上的灾难。总体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是粮食生产却有了相当大的增长。3月在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赫鲁晓夫刊登他歌颂斯大林的社论。此前，1953年在斯大林去世几天后，作家K·西蒙诺夫在《文学报》上发表歌颂斯大林历史作用的文章引起赫鲁晓夫的恼火。他打电话给作家协会，要求撤换西蒙诺夫《文学报》主编的职务。1954年3月到1956年3月，中央和地方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查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案件。在重新审理的33.7万多个案件中，有54.5%的案件维持原判。在1955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赫鲁晓夫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指责马林科夫把工作重点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说他作为布尔什维克不成熟，渴望得到廉价的声望。马林科夫在明白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后，提出辞去政府主席职务。至此，赫鲁晓夫将党和国家的权力完全揽在自己手中。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年2月）前夕，赫鲁晓夫亲自下令在全国各地图书馆中撤销他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前一篇夸耀他在乌克兰领导肃反斗争的成就，后一篇则认为间谍还很多，并谴责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的疏忽大意。20世纪30年代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时，认识了斯大林的夫人阿利卢耶娃。他在《回忆录》中称其为自己的“幸运彩票”。纵观这段历史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说斯大林去世后，被推到前台的三个人中，赫鲁晓夫最“善谋”：谋求推托肃反扩大化中的责任，谋势，谋威望，谋权，谋求推出自己的治党、治国理念。秘密报告是其谋求在党内树立个人威望的组成部分。在除掉贝利亚、排挤掉马林科夫后，他便把树立自己的威望提到日程上，但他深知，斯大林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地位、威望是他难以望其项背的，于是他决定以肃反扩大化和个人迷信为切入点，以“我们有没有勇气讲事实真相”的口号为幌子，否定斯大林。可以说，为此，赫鲁晓夫蓄谋了数年之久。秘密报告在征求意见过程中遇到阻力。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对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肃反运动和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提出要对事实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且还认为，如果作报告，就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作用。他们的意见与赫鲁晓夫的蓄谋不符，未被采纳。主席团多数人赞同报告，其中一些人也想借此推托自己在肃反中的错误。报告对成就笼统地一带而过，而对问题如肃反，更注重细节，没有分清是非、曲直，将责任完全推到斯大林的身上，且竭力把当时国家面临的困难都归咎于斯大林，并将个人崇拜与独裁和斯大林人品有问题联系起来。因为这最能贬低斯大林，也更能激起人们愤怒。“一方面，另一方面”成了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和此后许多讲话中谈到斯大林时的口头禅，形式上不分主次，没有好恶，实际上意在扩大次要掩盖主要，把次要当成主要，没有正当性和真理。这是相对主义最恶劣的那个维度。黑格尔曾经指出：“诡辩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黑格尔分析得一针见血。比如报告说，“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问题由于上述情况（指肃反）而复杂起来，即上面所讲的一切是斯大林在世时，在他领导下，得到他的同意而干的。”将巨大功绩与肃反并列，意在淡化前者而强调后者。所谓“复杂”，是掩盖“巨大功绩”的托辞，实质上是担心一旦分析起来自己也有一份责任，更担心摆斯大林的功绩就不能完全否定斯大林。比如他说，“在斯大林的个性中，既有好的、正确的东西，也有离奇的、无法纳入任何范围的东西。”将好的与离奇的并列，意在将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为其性格缺陷所致，以激起人们对斯大林的反感。绝对化就是非此即彼的极端方法。报告将斯大林与列宁、人民、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报告说，“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有30年的历史，他执政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难道能够否认吗？我认为，只有受到个人崇拜的迷惑和中毒太深的人才会提到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弄清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本质，没有真正按照列宁主义观点弄清党和人民在苏维埃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是我们英雄的军队，我军的天才统帅和勇敢的士兵，是全体苏联人民。（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党的中央委员、部长、我们的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的领导人、工程技术人员，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证对敌作战的胜利忘我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和知识。我们的后方——光荣的工人阶级、我们的集体农庄农民、苏联知识分子表现了非凡的英雄主义，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克服了战争期间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为保卫祖国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难道革命的本质就是没有领袖？人民的斗争不需要领导？只讲错误、负面，把缺点无限放大。比如将肃反扩大化成斯大林时代的一切，不讲斯大林的功绩。以致自秘密报告后提到斯大林，不论苏联国内还是国外，人们的第一反映就是肃反扩大化。肃反的错误斯大林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也不完全仅是斯大林的错，包括斯大林领导集团、内务部、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也有赫鲁晓夫本人），以及地方领导人，甚至还有普通人都有责任。普通人是指“那时人民是支持这种做法的。”情绪化地煽动、挑拨、搬弄是非，甚至采取“假造、销毁和隐匿文件”等手段，而不是理性、有理有据的分析，比如，说肃反就是反对许许多多忠实的共产党员，反对那些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艰难岁月里勇挑重担的人，说他们都是与托洛斯基和右派分子进行积极斗争而捍卫党的列宁路线的人。笼统地说“肃反就是反对”“都是”“许许多多”，这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述，意在引起公愤。赫鲁晓夫认为镇压是历史偶然，是斯大林的性格特点、品质问题。其实镇压主要针对党内统治阶层的“服务过失”与腐败，当然也包括肃清反革命分子。而官员“服务过失”、腐败行为会导致党丧失纯洁性、先进性和先锋作用而使国家机构蜕化，并以自己的全部行动满足私利。这在当时苏联国内外情况下——诸如资本主义围剿、帝国主义在进行战争，而苏联的现代化刚起步十多年等——不论对国家还是对执政党都是最佳方案。总之，可以讨论类似措施对实际管理需要的程度和规模，但是不能怀疑其当时原则上的必要性。赫鲁晓夫认为属于偶然的依据是，“剥削阶级基本消灭，苏联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党在思想上的敌人早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赫鲁晓夫采用的是缺少理性、客观、历史、全面、辩证的分析方法。这对整个苏联国家社会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对世界观正在形成的年轻人，如“二十大的产儿”，即戈尔巴乔夫们及此后出生的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比如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尼·雷日科夫对社会主义制度、对苏联共产党都有一个比较中肯的看法，但是谈到二十大时却说，“当时党开诚布公地发出了痛心疾首的响亮呼声，使我确信，国家和党的领导人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的可怕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很明显，尼·雷日科夫从情绪到方法都受到赫鲁晓夫的影响，没有全面看待肃反和斯大林。再比如，也是此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与同是政治局委员的雅科夫列夫等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行径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当民主激进派称其为斯大林分子时，他回应说，我也反对个人崇拜。民主激进派所谓的斯大林分子与他的个人崇拜不是一个内涵。而苏联解体过程中民主激进派所采用的否定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方法如出一辙，可见赫鲁晓夫的方法遗害之深。秘密报告中包括了对国内阶级斗争的认识、治党新规则、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外交的根本原则”的思想。先看第一个方面。秘密报告说，党在思想上的敌人早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这是赫鲁晓夫否定肃反的主要依据。与此相应，他在苏共二十二大后又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思想，认为“从国内发展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不再是必要的，国家在新阶段即现在阶段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苏联消灭了阶级，形成并巩固了苏维埃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这不符合当时苏联的实际。上述我们看到没有被平反的反革命案件的数字，就是阶级斗争在社会上一个方面的表现。
其实不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资产阶级思想从来就没有消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社会开始动荡，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要求进一步非斯大林化，有人提出要追究所有在肃反扩大化中有过失者的责任。二十大以后出现了所谓“解冻文学”，随之在意识形态中出现了以艺术为掩盖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害的、反动的东西和一些具有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和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东西。由于当时国家没有及时引导，在基层党员和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于是西方思潮乘隙而入。第二，治党新规则。实际上新规则是宣布对党内高层的豁免，担保他们不会受到逮捕、死刑和法律惩处，这明显有拢络高官以提高自己的威望的考虑。刑不上大夫，这是封建思想的遗存。这个规则受到欢迎，说明党内部分人存在贪图安逸、腐败，而且入党是带着某种个人私利的。而新规则就是保护某些人的私利。这个规则与赫鲁晓夫后来提出的全民党思想相呼应。这两点表明苏联共产党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了。第三，将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外交的根本原则。赫鲁晓夫抱怨斯大林不该与西方打冷战，在二十大上提出和平共处原则，急于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他劝美国不要把进攻性武器部署到别国的家门口，为此曾两度给肯尼迪写信，恳请他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当然苏联当时的对外政策需要调整，国际局势也需要缓和，而且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有责任以唯物史观从战略上引领世界的发展方向，包括对敌对势力的劝阻、促进，但不能一厢情愿，更不能乞求。秘密报告本身是向西方伸出的乞求和平的橄榄枝，连对斯大林批评的言语都与当时西方报刊对苏联的攻击对表，诸如“暴君”“专制”等。赫鲁晓夫的高级顾问费·布尔拉茨基说，一切证据都表明赫鲁晓夫在苏维埃历史上第一次借助于国际舆论解决党内斗争问题，依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甚至西方舆论的支持和同情来加强自己在党内和国内的阵地。2月末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已拿到了报告的文本。3月14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向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情况时，对自己过去的政治行动进行批评。《纽约时报》3月16日刊登了其驻莫斯科记者写的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章。次日，路透社转述了报告的基本内容。美国表示要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冷战是西方提出的。纵观那段历史，西方不仅没有因为赫鲁晓夫的乞求而与他达成他渴望的协议，反而变本加厉。赫鲁晓夫曾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可能与西方有和平共处。但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即国家不再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共产党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将和平共处作为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相处外交原则，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还剩多少？四、赫鲁晓夫给现实社会主义留下了什么？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任总书记，赫鲁晓夫给现实社会主义留下的东西是足资殷鉴的。下面从三个方面分析。1、如何防止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两面人走上党和国家的关键岗位严格说，赫鲁晓夫是一个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两面人。莫洛托夫说，虽然斯大林对党内右派分子一直特别警惕，但是在他生前右派就坐在政治局里。他们都十分灵活，很会伪装。赫鲁晓夫就是一个右派，他善于通过智囊巧妙地应付各种情况，有N多副面孔，需要时可以背诵马列的词句，并不真正理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不会分析实际，不理解人民，不懂得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不了解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了解西方进行冷战的实质，更谈不上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唯有自己的私利，对权力的热衷。不择手段地独揽党政大权后，原本该纠正斯大林在肃反中的错误、偏差，结果却变成改旗易帜，开始悄然改变党的性质，使苏联向和平演变迈出了第一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总书记是全党、全国人民和全民族的旗手，先锋中的先锋，榜样中的榜样，不论是品格、学识还是思想、胸襟都应令人民高山仰止。从上述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的种种表现及其各方面的素质看，可以说他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一种错位。其实这种错位在现实社会主义一百余年的历史中并不鲜见。如果能及时纠正，那对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暂时、可弥补的，而如果一错再错则无药可救。比如苏共，如果赫鲁晓夫之后不是勃列日涅夫，勃氏之后不是契尔年柯、安德罗波夫及最后的戈尔巴乔夫，而是懂得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无私奉献的人，那苏联的发展可能不是现在的样子。当然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如果我们能分析一下形成当时情况的原因，则是可资鉴戒的。与勃列日涅夫同时的中央书记中，有一些比他更年轻的人。当时他们都在党和国家的重要岗位。在勃列日涅夫任职之初，他们提交一份报告，提出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重新看待赫鲁晓夫时期、审查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反对全民国家思想，等等。但他们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提建议的人也被总书记依次调离党和国家的重要岗位。这些人代表了苏联当时的一种思想趋势：当时苏联有70%的人不赞成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包括学者和绝大多数党的工作者。对政治的冷漠和对领导的不信任由此产生。当然，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高层中也有少数人不赞成报告，如前文提到的莫洛托夫等。这些人后来也被赫鲁晓夫调离党和国家的重要岗位。起草新党纲过程中，在理论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中也争论激烈，多种方案相互对立。经过长时间的拉锯战，最终新党纲还是坚持秘密报告的立场。因为坚持这一立场者掌权，但他们代表少数人。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党内两种思想路线的斗争。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思想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依旧保留在苏联共产党党纲中。1964年十月全会即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此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兼苏共中央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的安德罗波夫说，“现在我们将更加始终如一、更加坚定地沿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道路前进。”其实安德罗波夫深知斯大林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引起的分裂。由此可以说，如何防止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两面人走上党和国家的关键岗位，而选择懂得、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了解本国社会和人民，了解无产阶级运动，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无私无畏的人担任总书记，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长期执政的保证。这里的阶级斗争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斯大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赫鲁晓夫是不能正视阶级斗争，更没有意识到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的关系，当在现实中出现阶级斗争后，又束手无策，所采取的办法忽左忽右，因而加剧了思想领域的混乱。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自那时起开了一个口子。先在文学艺术领域，这里多数人是缺少理性而情绪化的反对者。后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反对者。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并千方百计公开表达出他们的观点，而且与西方遥相呼应。“无论是监禁，还是进精神病院都不能封住他们的嘴”。这就是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为“持不同政见运动”。这些人中的多数都是自己或者亲人在肃反扩大化中受到波及，或者是在十月革命中受到触动，因此对苏维埃制度心怀不满，当然也有少数或者是思想方法出了毛病，或者价值观的原因，而对苏联制度不认同。到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基本上占领了苏联的意识形态阵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执政者以为从此就可以进入欧洲大厦，一起建设民主国家了，但是北约要东扩，要把乌克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逼迫俄罗斯不得已奋起反抗西方霸权主义。改革开放后，许多中国人也以为，中国既然与美国经济深度融和，经济就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可以一门心思地去发展经济。然而，事实却教训了我们。代表垄断资本的美国政府持续不断地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近年来则变本加厉，在经济上实行与中国脱钩，提高关税，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制裁中国国有企业，政治上、军事上甚至法律上、舆论上不断制造事端抹黑，拉帮结派全方位围堵，以阻止中国崛起。由此可以说，对西方、国际垄断资本和霸权主义绝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更不能妥协。他们从来想的就是如何永远剥削世界，称王称霸，搞垮社会主义。这就是国际阶级斗争。而国际阶级斗争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一个外部根源，是与国内阶级斗争遥相呼应的。这个问题事关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能否顺利进行。应当说，赫鲁晓夫的思想并非属于他一个人，而是代表了领导层中和社会上一些人的思想。否定斯大林，有违最起码的良知，连普通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赞同这种做法，难道苏共中央领导层中的多数就没有这种基本的正义感？只能有如下解释：或者考虑自己的得失过多，或者不懂而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者迫于党内和社会上少数人的压力，抑或思想方法有极端片面，或者骨子里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其中考虑私利过多是主要的。《共产党宣言》指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赫鲁晓夫思想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本国反苏联势力的重压下产生的，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其实质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内的典型表现。其根源既有西方经济政治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其中包括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也有苏联社会主义阶段从旧社会脱胎出来所固有的思想遗存。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决定了赫鲁晓夫在报告中采用的是一种主观的、任意的，没有真理和谬误客观标准的唯心主义方法。这为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否定斯大林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掩盖其谋权的工具。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比较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两个人，赫鲁晓夫是最善于权为己谋的。看到贝利亚大刀阔斧改革的百日新政，不是去帮忙推动，而是千方百计加害于他；看到马林科夫因改革而日益增高的声望，不是为他助力，而是不择手段地贬低、挖苦、排挤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领导人，他违背共产党人没有私利的最基本规定性；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他不能担负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引领全党和社会的政治职责。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这种思想的核心是一己私利。其在现实社会主义中的特点是政治上投机、妥协；思想上幼稚、自负、摇摆；方法上脱离实际、主观臆断；经济上维护一己私利千方百计。坚持这种一己私利就变得很局促，看不到更高、更深、更广、更远。赫鲁晓夫在否定斯大林时，没有想到和看到斯大林与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人民是一个整体而不能剥离开的。他尽管犯了错误，但没有自己的私利。赫鲁晓夫的种种表演以及苏共消失于历史舞台的过程，都无不表明，这种私利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是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打压、围剿的内应。只要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没有结束，这种思想就会不断产生，而且在现实中随时都可能侵蚀党的队伍。必须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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